张献忠为什么杀四川人 揭秘张献忠屠川的背后真相

近日张献忠沉银出水的消息又将这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推上了舆论的巅峰，张献忠一生做过很多疯狂暴虐的事情，历史记载他曾经大肆的屠杀四川人，这是因为什么?张献忠为什么杀四川人?下面就由本站的小编来为大家揭秘张献忠屠川的背后真相吧!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定边县人，明末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是大西开国也是唯一的皇帝。

张献忠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

崇祯年间，组织农民军起义，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死。

张献忠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掩旗息鼓等。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过去封建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杀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广且深，特别在四川留下的恶劣影响更不容忽视。至今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

张献忠为何大肆屠杀四川人?

01

这一年，江南吴兴一个读书人被任命为西充县令。他带了两个仆人，晓行夜宿，抵达四川东北部的西充县。到任后招徕流亡，与民休息，经过几个月努力，这块原本人烟罕见、到处杂树野兽的地方，渐渐有了人间烟火气。但生活条件依然非常清苦。尽管贵为一县首长，他也只能和家仆一样，靠吃野菜杂粮果腹。

有一天，县令在县衙散步，不经意走到后园，后园长满荒草杂树，连路也看不见了，县令拨开比人还高的杂草，突然瞥见草丛中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

县令很兴奋，召来众人忙碌好几天，荒草杂树砍伐一空，众人才看见，后园里赫然立着几座精致的建筑。其中一座建筑的东厢有十多个木柜，柜门用黄布封着，打开后全是珍奇瑰宝。西厢也有十多个木柜，同样用黄布封着，打开后，里面放着很多瓷瓶，瓶上贴着纸条，写着御用字样。

县令知道，西充是张献忠驻地之一，所谓御用，肯定就是大西皇帝的物品了。打开一个瓷瓶，里面是黄灿灿的糟肉，几个月来不知肉味，乍见糟肉，可以想见他的兴奋。餐桌上从此每餐都有糟肉送饭，三人都觉得色香味俱佳。

过了段时间，一个老吏---为数不多的本地人听说后，委婉告诉县令的仆人：张献忠最爱吃人肉，专门选择白皙肥胖的人，杀死后用椒盐香料做成腌肉，保存在瓷瓶里。你们发现的那些糟肉，恐怕······仆人既惊且惧，急忙告诉县令。县令呕吐狼藉，大病了好几个月。

仿佛是为给这些轶事提供实证，2003年修建成都新南门立交桥时，挖掘机在地下两米处挖出堆积如山的尸骨，乱七八糟沉睡在巨大的土坑里，即便是毫无考古经验的人，也能从这些尸骨扭曲的形状推断出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果然，考古学家证实，这些尸骨均是明末清初埋葬的，均系非正常死亡后从其他地点运送到此集体掩埋，而实施这一集体屠杀者，专家们认为最大嫌犯就是张献忠。

02

甲申年正月，当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之时，张献忠正屯兵湖北襄阳。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既是可以合作的盟友，更是势力相当的对手。两人的关系远不是姚雪垠著名小说《李自成》描述的那样是亲密的战友。虽有几次合作，都是双方均面临大兵压境有灭顶之灾时的权宜。一旦摆脱危机，两人不仅分道扬镳，而且各怀吃掉对方的异心。

李自成称王对张献忠不啻一记闷棍。就资历而言，他比李自成老得多，当他和高迎祥称兄道弟、并肩作战时，李自成还只是高迎祥帐下一个小角色。现在，这个小角色抢先占据关中，再联想到两年前自己打下武昌时，李自成以贺喜为名，派使者来威胁将要收拾自己，自己只好放弃武昌进入湖南，心性甚高的张献忠很难咽下这口恶气。

当即，张献忠召集部众探讨下一步。有人提出顺江而下攻袭南京。军师汪兆龄却认为不如溯江而上攻取四川，以四川为根本。张献忠采纳了汪的建议。

进川途中，李自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不时通过细作和商人传到张献忠军中。李自成的每一次胜利，对张都是一次莫名的煎熬，同时也是一种鼓舞，他铆足劲儿要和李自成来一次竞争，看到底谁笑到最后。

然而，张献忠越来越失望，部队入川不久，细作就带来一个令他尤其沮丧的消息：李自成已拿下京师，崇祯自缢殉国。张献忠除了继续进军四川，以四川作为后方基地或偏安之地，已没有其他选择。

对于四川张献忠并不陌生，崇祯十三年张献忠在襄阳战败，只得绕道入川。与四年前的狼奔豕突相比，这次卷土重来的他本该意气高昂，但李自成的胜利冲淡了他的高昂意气，他有些落寞地指挥军队杀进四川。

截止到甲申年，张献忠起兵反抗政府已十四年。张献忠不仅和李自成是老庚，还是陕北老乡，李自成老家在米脂，张献忠老家在延安，距离两百公里，却出了这两个惹得天下纷争、江山易手的农民领袖。事实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几乎都出自陕北，由此既可看出当年陕北农运之激烈，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明政府当年若能拿出像样的银两安抚难民，或不致有后来发生的一切。然而，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没人有能力把它从容合上。

几乎所有关于张献忠的史料，都一边倒地下结论认为他性情狡诈，反复无常。从他一生事迹来看，这样的结论未必都是正史对农民领袖的厚诬，比如他曾两次向朝廷投降，又两次再度兴兵造反。

有两件小事颇能看出张献忠的性格：

其一，督师杨嗣昌于玛瑙山击败张献忠后，布告天下称：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张献忠针锋相对在杨的布告上写下：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

其二，张献忠第二次投降政府后，又再次于谷城起兵，退出谷城时，他将历年来接受过他贿赂的明政府大小官员的名字全部写在墙上。

显然，尽管与李自成的性格和经历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张献忠仍然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信守的是丛林法则，生存总是压倒一切的第一要义，为了这第一要义，任何国家法律与人间道德都必须让路。

江湖好汉的快意恩仇，职业军人的冷酷无情，农家子弟的睚眦必报，这些互相冲撞的性格就那么奇怪地集中到了张献忠身上。

03

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但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更加焦躁不安。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获知李自成进京、崇祯身死的消息。他一向不服李自成，一直在较劲儿，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甲申年最大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他后来自暴自弃式的恶搞。

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张献忠攻占成都后派出大量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夜有夫妇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向张献忠汇报，张大笑说，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

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只能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人民当作出气筒。

张献忠虽然一向残忍，但与除李自成以外的其他农民领袖相比，却未必是最残忍的。只是进军四川尤其打下重庆之后，他的残忍加速度裂变。张献忠对李自成的忌妒与仇视转嫁给了四川民众，倒霉的四川民众注定要成为可怜的替罪羊。

仇恨转移并非导致大屠杀的惟一原因，却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他在四川遭遇到明军较为顽强的抵抗，尤其是攻打重庆。重庆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加上巡抚陈士奇决心死战到底，张献忠攻打异常艰难。拿下重庆后，张献忠下令屠城。屠杀之前，张献忠从平民中选出青壮年，切去耳鼻或双手，驱往其他地区以此警告：我的军队到来时，胆敢反抗的一律照此办理;凡自动杀王府官绅并封籍恭候我军的则秋毫不犯。

被驱往各地的青壮年多达三十万。可以想象，这些缺鼻子少胳膊的受害者来到一个个原本就风声鹤唳的城镇时，所引起的震动和恐惧该有多么强烈，“各邑官绅自乱，献忠遂长驱入成都”。甲申年八月初五，张献忠大军抵达成都城下。两天后成都失守，蜀王夫妇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投浣花溪而死。

攻占成都后，四川除少数偏远地区外，均在极短时间内落入张手中。与当流寇时相比，张第一次真正拥有了面积和人口均十分可观的根据地。相比饱受兵火蹂躏的陕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诸地，四川虽然也未免于战乱，但毕竟伤害程度轻得多。以四川为基地，张献忠进可休养生息后问鼎天下，不论从蜀道间出北伐中原，还是顺江而下东征江南，都是完全行得通的选择;实在势力不济，犹可学刘备和王建这些割据者，凭据险要建立一个地方千里的小王国。

出人意外，张献忠很快就把四川拖到血雨腥风的屠杀中，不仅帝业再也没有任何依托，就连性命也要在四川断送。

04

张献忠为何屠川，历来有不少说法。民间传说是，张献忠少年时随父贩枣到内江，驴子在一家大户门前拉了一把屎，大户家丁强迫张献忠用手把屎捧走，张献忠由是对四川人恨之入骨，发誓一旦得志，一定杀尽四川人。

和大多数用来解释历史的民间传说差不多，捧驴屎的故事也经不住推敲，它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今日检讨张献忠屠川的最重要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张献忠的农民军一向纪律甚差，动不动就大肆屠杀，尤其是占领重庆后，把几十万青壮年斩手割鼻逐往他乡，一方面当然瓦解了各地守军的斗志，另一方面也给四川人造成人人自危的心理，“百姓惴惴不服，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军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的愤怒和仇恨，下次屠杀更加变本加厉，这又必然刺激更大的反抗，落入恶性循环不可自拔。一旦企图通过屠杀来使四川安定，张献忠就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犯了战略性错误。这位过份崇尚武力、仅具匹夫之勇的莽汉，无法认识到武力征服和屠杀只会带来更加激烈的反抗。

其二，甲申下半年，形势发展对张献忠越来越不利。一方面，各地军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乃至于张献忠派出的府州县官，有的到任两三天就被杀，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几任县官。另一方面，弘光政府把李自成和张献忠视作最主要敌人，东阁大学士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驻兵遵义，主持对张献忠的进剿。王应熊手下将领杨展和曾英等人都曾身经百战，对张献忠的生存造成很大威胁。此外，川北保宁(今阆中)一带，被李自成部将马科攻占。张献忠名义上占领四川，但得到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四川。

张献忠据川后期，李自成称帝、清兵入关、福王即位等一系列于他相当不利的消息接踵传来，他也知道自己几乎没有资本与上述三家逐鹿中原，被他们收拾是早晚的必然。因此，张献忠的潜意识中，便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成分：既然不能长久统治哪怕一个偏安的四川，那就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杀光，房屋烧光，财富抢光，留给你们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白地!

其三，张献忠个人心理有严重问题。他只是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是新世界的建立者。这个混世魔王式的人物，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想把一切问题简单化，简单到用铁和血来决定，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成都称帝后，张曾亲自点评历代帝王，把项羽排在首位。这个评点很能暴露张的信仰——终其一生，坚信武力能决定一切。他不明白的是，哪怕打天下也不能完全依靠武力，何况治天下?

05

进入成都后，亲信如孙可望、李定国等，发现主公越来越焦躁不安。甲申年八月张献忠攻下成都，虽然只是偏安四川，也要建国称帝，然而令他郁闷的是，李自成部将马科拥兵数万，虎视于近在咫尺的保宁，张一旦称帝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这样，尽管称帝筹备八月十五就开始进行，但他仍然违心保持着低姿态。九月份，张献忠亲征马科并将其击败，十月份，张献忠回到成都。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

中国历史总是难以走出由治而乱再由乱而治的连环套。在由治而乱的过程中，总能看到农民起义军的身影，他们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敲响旧王朝的丧钟，但最终即便能够推翻旧王朝，建立起来的也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克隆版，比如汉、明。更何况，很多时候，他们只有推翻或削弱旧王朝统治的力量，并没有建立新王朝的本领，社会为他们的行动买单，付出高昂的代价。李自成如此，张献忠亦然，称帝后几件事，非常传神地刻划了这位农民领袖的粗鄙与不可理喻：

其一，当了皇帝自然得有皇后，这皇后不能是当年随他征战的黄脸婆。选来选去选中原内阁大学士陈演的女儿，他向左右询问册封之礼，礼部写了一个冗长的方案，张献忠生气地说：“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球头硬，养得他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其二，张献忠任命的夹江县令王某，派人送荔枝给张献忠。为保鲜，把荔枝剖开渍上盐。加了盐的荔枝，味道想来不会太美妙，张献忠食后大怒，令近侍王珂前往夹江处死王某。王珂走后左右劝说，王某乃乡下人不知好恶，但罪不至死。张献忠难能可贵地纳了一回谏，派人给王珂送了一道圣旨：你回来，饶了那个龟知县罢。这道圣旨直到清朝中期还保存于资阳县，彭遵泗亲眼见过。

其三，张献忠开科取士，所点状元为华阳人张大受，张大受二十来岁，文武双全，一表人才。大臣们为了讨好张献忠，一个劲儿称赞张大受。张献忠大喜，召见张大受，赏赐丰厚。次日张大受入朝谢恩，左右又称赞张大受，张献忠更喜，又厚赏张大受。又次日张大受再入朝谢恩，左右又喋喋不休称赞张大受，张献忠愈喜，召入宫中赐宴，诸臣陪宴，欢乐竞日。第四天早上，张大受再入朝谢恩，诸臣向张献忠再拜说：陛下龙飞之始，天赐贤人，辅佐圣明，应该把张大受的画像传到四方，让四方皆知陛下得了如此异人，则敌人可不战而服矣。张献忠点头称善，又赏张大受美女、家丁和房屋。第五天，张大受入朝谢恩，张献忠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就心上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

所谓收拾，乃是明末农民军的行话，意即斩杀。因为爱一个人才而杀其全家，这种古怪的行为匪夷所思，却在张献忠治下的四川真真切切发生过。生杀予夺的大权被这种不可理喻的武夫掌握，就好比核按钮置于疯子手中，生灵涂炭的局面在所难免。

06

清朝学者彭遵泗生于十八世纪初的四川丹棱，其时距甲申之变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曾亲历甲申之变尤其张献忠据蜀往事的父老尚不乏其人，包括彭的外祖父和祖父等人。彭幼年时就常听祖父辈讲述当年之惨状，成年后萌生了要为明末清初四川大变革写书的念头，这就是后来我们读到的《蜀碧》。《蜀碧》中，彭遵泗几乎用纪录片的方式，记下幼年时听祖父辈讲述和成年后阅读大量四川方志及私家史乘获知的张献忠据蜀故事。阅读这些故事，最真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残忍。

如果说残忍和嗜血可以不断复制，当一个人一旦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人，残忍和嗜血就成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存方式。

很多年以来，四川民间便流传说张献忠在屠蜀期间立了一块碑，碑文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民间和野史所称的七杀碑。此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四九年前后不终所终。

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发现另一块被称为张献忠圣谕碑的石碑，碑文与七杀碑略有不同：“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鲁迅先生就坚信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并精辟总结了他认为张献忠为何要在四川疯狂杀人的原因：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一些对张献忠屠蜀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以圣谕碑上并没有杀字为证据，认为屠蜀乃清朝文人的厚诬，此不啻于诛心之论——不论七杀碑还是圣谕碑，不论碑文有无杀字，立碑者那种自命替天行道因而视众生若草芥的嘴脸都伸手可触。除了《蜀碧》，还有大量前人著作提供大量证据，证明紧随甲申之变后，四川遭受的那场漫长的荼毒。倘若认为这些记载了屠蜀史实的清代文人都在诬蔑张献忠，恐难以成立。

07

向以仁君自命的崇祯，末日来临前夜也大开杀戒，连女儿也下得了手，一向视杀人如家常便饭的张献忠，预感到已走向穷途末路时，其疯狂与嗜血无疑将十倍于崇祯。姑且从《蜀碧》诸多记载中略举几例，以管窥当年：

杀降官。张献忠入川后，只有少部分明朝官员自杀殉国或潜往他乡，更多选择了投降。对降官降吏最好的做法应是尽量安抚，以示新政府仁德。然而或许是张献忠骨子里对既得利益者的憎恶，他实施了无情的诛杀。其中一次杀三百人。有亲信劝他，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么?

杀部下。某日早朝，张献忠突然令人牵出恶狗数十条，放入臣子中间，凡被恶狗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曰天杀。

管理学校的某个祭酒之类的芝麻官做生日，收受了学生仅值十钱的礼品，张献忠将其剥皮实草。小官如此，高官也不见得安全：右相严锡命本是张献忠倚为臂膀的人物，张献忠偶然经过严的老家绵州，发现严宅十分壮丽，即命斩之。

杀士绅。传统社会，士绅乃社会中坚力量，约略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的政府，才有可能国祚长远。可惜，士绅同样是张献忠所憎恶的。张献忠密令各地守军，把当地士绅以选举名义召集城中，凡不至者全家处死，并坐近邻，等士绅云集城中时，令其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数杀之。

杀学子。流氓无产者对读书人的仇视亘古不变，从刘邦拿儒生帽子当溺器开始，这些信奉强权和暴力的底层起家者，几乎从来不可能对知识保持敬畏，更不可能对学子保持敬意。刘邦因争夺江山的需要，后来稍微改变了一下对读书人的态度，可惜，张献忠无法和刘邦相提并论。张献忠诡称开科取士，强令各地学子汇聚成都，在贡院前设一条离地四尺的长绳，凡身长及绳者，都驱赶到西门外青羊宫集体屠杀。其所杀人数，“前后近万人”，读书人丢弃的笔墨纸砚堆积如山。幸免于难的读书人，只有两名身高不及四尺的幼童。

张献忠曾集诸生，出示新制的一幅纵横达一丈的旗帜，要求诸生在上面写一个巨大的帅字，必须一笔完成，能者免死。夹江县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以大瓦缸贮墨，笔入其中浸泡三日，双手提笔直书，在黄旗上写下一个巨大的帅字。张献忠看了半晌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仍令杀死祭旗。王志道死时二十七岁。

如果说杀降官、杀士绅甚至杀学子，都还可以勉强为张献忠找到一些理由，对和他曾经一样卑微的底层民众的灭绝性屠杀，就只能以人性疯狂来解释了。张对底层民众的大屠杀并非始自攻占四川，在他十多年的造反生涯中屠城之举不胜枚举，如攻破襄阳后的屠杀，使这座繁华富庶之城“一片焦土，居民十无二三”。只不过，倘若说入川之前的屠杀还只是偶然行为，入川后的屠杀则已成为张的基本政策。可怕的是，张把杀人多寡作为考核部属的硬杠子，“得男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官以次进阶”。为完成命令，当然也为了升官晋爵，孙可望等人每日杀四五县不等。领命杀人的将士每天早出晚归，拿出以前种田的勤恳，不同的是，现在不是栽秧打谷，而是杀人越货。

商鞅变法最重要举措就是奖励军功，按杀人多少由国家给予相应职位，不过杀的不是治下平民而是战场上的敌人。杀治下平民以考核军人，遍搜历史，除张献忠外难找出第二人。

百姓被杀所余无几后，张献忠下一个屠杀目标竟是手下将士。以常理度之，一个乱世草头王，军队是他生存的根基，找不出任何理由自断根基。但张献忠之所以给后世留下一个个难解之谜，就在于他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张自知哪怕像刘备那样割据四川也不可能后，他的理想是带领少数当年起事的心腹和巨额财富，隐姓埋名到江南做富商，但他面目独特，且有一条长长的刀疤，很容易被部众认出，便打定主意要把军队悉数屠杀以绝后患。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无从稽考，不过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在几乎没有百姓可供屠杀后，张确实开始屠杀军队，先杀投降过来的原明官军，再杀在四川招收的川军，再及陕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军队。多种私家史乘均有张献忠在成都南门和东门外集体屠杀军民的记载，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成都城建时常常发现众多骨骸，互为佐证。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冤死的先人骨骸沉睡三百多年后，被挖掘机从地下带到地面，一番街谈巷议后并没有得到妥当安置，而是被一把火烧成垃圾。

08

1646年深冬，统治成都及周边地区两年多以后，张献忠率领所部人马取道保宁，从川北撤往陕西。这支被恐惧和绝望笼罩的部队行进到川北西充县凤凰山时，张献忠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此前，镇守川北的守将乃张献忠部下刘进忠，刘因与李自成部将马科作战失利，张献忠屡次派使者前往刘营中责骂，并扬言要尽坑其众，刘惊恐交加逃到汉中，投降了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豪格打听张献忠身在何处，刘据实以答，于是豪格亲率大军，昼夜兼程从陕西南部直赴川北。张献忠完全没料到清军竟然神兵天降，当士兵报告清军来攻时他正在吃饭，不但不肯出营应战，反而责骂士兵妖言惑众，一连斩杀三名谍报士兵。

关于张献忠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雅布兰一箭就射中了他，他拔箭在手向众人大喊：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说完倒地身死。另一种是这一箭只是让他受了重伤，混战间逃伏到柴草堆里，很不体面地被俘虏并押到豪格面前。豪格拔刀告天：张献忠罪恶滔天，流毒百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行诛，谨敢为百姓复仇。说罢手刃了张献忠。然而清军并不因张献忠的不信而停止进攻步伐，仓惶之间，张献忠的衣服只穿了半边，甲胄也来不及披挂，率领亲兵数十人走出营帐。远处的刘进忠向豪格指示谁是张献忠，豪格立命神射手雅布兰射之，雅布兰张弓搭箭，正中张献忠喉部。

张献忠的尸体被示众于辕门，深受其害的川人争相割其肉、碎其骨。张献忠临死之前，犹自怒视其部下之投降者。

09

张献忠之死尽管对川人来讲是一大幸事，但却无法冲淡乱世的残酷与血腥。崇祯初年开始的大饥荒虽然主要限于陕北，并未波及四川，但朝廷变本加厉的加派三饷和农民军的征战杀伐，四川其实也到了崩溃边缘。张献忠攻陷四川和随后一系列大屠杀，四川被祸之惨甚至远甚于陕西。甲申之变后，四川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流流贼，贼流流，上天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所描绘的便是四川遭受屠杀后，还得经受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瘟疫、饥荒和虎患。

多年动乱导致青壮年被迫充当政府或农民军的炮灰，再导致大量田地的荒芜，粮食逐年减少，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骇人听闻的大饥荒。1644年前后四川即已连年饥馑，到张献忠窜死西充的1646年及此后两年间，饥馑更甚。是时，粮食卖到糙米每斗二十金、荞麦每斗七八金的天价，但久之亦无卖者。野菜和树叶早已被采食一空。有人用两升珍珠想换一升面粉也不能成交，有人身揣数百金，想买一顿饱饭也无法如愿。极端困境下人相食成为必然——两千年的中国史，人相食不胜枚举，但惨痛之甚莫过于甲申之变后的四川。彭遵泗的一个亲戚逃避战乱进了深山，经过一家茅屋叩门进去想看看有没有人，只见厨房大锅里正煮着一堆人的手脚，此人骇愕失声，幸好当时主人不在，否则他也一样成为别人的腹中之物了。

彭遵泗家的一个老仆人告诉他，在他家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条大道，不少人饿毙于途，当地人把这些尸体悉数掩埋。当天晚上某人饥饿难忍，打算去挖尸体当食，挖开新坟时，发现只有一具，其他早已被先行挖去。彭幼年时曾看到亲戚中有几个老叟目黄如蜡，惊问其故，才知那是吃了人肝落下的后遗症!

死者既众而得不到安葬，再加上人相食，瘟疫流行成为必然。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十室九空，不少人烟稠密的县城此时空无一人，大街上长出比人还高的野草。由于饱食死人肉，狗变得膘肥体壮，对活人也狺狺狂吠，有如虎狼。深山里的虎豹，这时也深入城市以劫后余生的遗民为食，不仅乡下和一般县城如此，即便成都亦不能免：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楼上，一天内看见十三只老虎大摇大摆从城墙根下走过。连年战乱、饥饿和瘟疫，使四川成为地狱，对这些畜生而言，反而是几千年来未有过的乐园。

11

张献忠1646年底撤出成都，次年，忠于南明的地方部队将领杨展占领成都。由于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这座不幸的城市成为南明军、农民军和清军不断争夺的目标，直到顺治八年，清朝任命的四川巡抚高民瞻才攻占成都。这位清朝首任四川最高行政长官见到的千年古都是一派令人欲哭无泪的惨况：“草木充塞，糜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不可复识。”自古以来即为四川巨邑的成都，因人口稀少和严重毁坏，无法继续作为省会了。于是，清初四川省会选择在相对来说条件稍好的保宁，直到顺治十六年秋才勉强迁回成都。

张献忠死于非命后，余部由他的四个义子，也是他生前最为信任的四个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和刘文秀统辖。

这时的南明也在清军铁骑的凌厉攻势中江河日下，1646年在广东肇庆，被瞿式耜和吕大器拥戴称帝的桂王朱由榔，史称永历，这位南明诸帝中在位最长命运却最悲惨的小朝廷天子，算是一个明白人，他看清了当时的局面：一方面要抵抗清军，一方面还要围剿农民军，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退而求其次，同意大臣们提出的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的想法，而此时的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一方面不愿意再被称为流贼，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大屠杀阴影中走出来，双方一拍即合，四支张献忠的旧班底均接受招抚，成为南明官军。

此后十多年，永历和李定国等人为了中兴之梦率领小朝廷东奔西窜，吃尽苦头却地盘越来越小，最终，无路可走的永历只能逃往缅甸容身，但在吴三桂步步紧逼下，缅王交出永历及其儿子，父子被押回昆明后，吴三桂用弓弦将其绞死，此时已是康熙元年，距甲申年十八个年头了。

孤忠的李定国原本就缠绵病榻，永历之死相当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久就病死于异国莽莽丛林中。临死前他告诫儿子和部众，要求他们宁死化外，也不得投降清朝。但他的儿子和部众既看不到坚守化外的希望何在，同时也被热带雨林恶劣的生存环境折磨得英雄气短，不久就向清朝投降。中国大陆最后一支奉明朝正朔的人马至此不复存在，只有孤悬海外的郑氏还凭借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继续奉朱明正统，虽然这正统连象征性的意义也微乎其微。

10

据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统计，虽然此时距甲申年已41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三十来年的休养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区区九万余。地近成都的温江本是四川物产最丰饶、人丁最兴旺的上县，素有金温江之称，1659年清查人口，仅有三十二户，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

新都县地处成都正北要冲，所受荼毒亦惨烈无比——清政府首任县令统计表明，该县仅存六百零三人。

偏处川南一隅的富顺县更加辛酸：该县因盐而兴，虽地理偏远，但既得沱江河运之便利，复有其兴旺的井盐开采，向来是四川人口最多的县份之一，明洪武二十四年已有户10296，口95257，成化八年更增长到口123000，但康熙二年，距甲申年过去将近二十年，清政府首任富顺知县杨种彩查田编户，全县仅有户166，口988。

康熙十九年，甲申之变已过去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四川，彻底消灭南明势力和农民军余部也有十六年之久了。这一年，浙江海盐人、进士钱绍隆被委任为富顺知县，从成都带百余部下前往距成都两百多公里的富顺，一路所见仍然触目惊心：早年商贾行人不绝于途的官道，如今长满荆棘，举目四望既看不到村庄房舍，也看不到五谷稼禾，更听不到鸡鸣狗吠，除了他所带领的那支小队伍赶路的声音，四下里一片死寂。

钱知县想找地方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了解情况，但根本就是一个奢望。经行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都是“空城不闭，炊火无烟”。作为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井盐基地，自流井一带从事井盐开采的商人和盐工，都逃亡到邻近的威远和荣县，他们无从守护的家被土匪和乱兵洗劫一空，床几当作薪柴，深藏的稻谷被悉数抢去喂马，原本生产繁忙的自流井已停产多时。

到达富顺县境后，劫后余生的父老听说父母官来了，纷纷拥向钱知县的马首，哀哭“耕牛尽失，米谷无存，今冬之残岁难支，来岁之春耕无具”。钱知县也一筹莫展，慰劳再三，长叹而去。

甲申之变导致四川连绵近二十载的大乱，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恐怕永远也没法搞出一个准确数字。《明史》说法是“六万万有奇”，这一数字显然不足为训，盖当时全中国人口也没有六万万。彭遵泗的哥哥彭端淑认为“献忠入蜀，杀士民、兵军、释道、技艺之众，数百万有奇”。数百万虽然也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数，但根据彼时总人口推断，也许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张献忠据蜀，直接导致四川人口锐减，清政府平定四川后，面对无民可牧的窘境，不得不实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数百载岁月之后，今天的四川人九成以上都是清初移民的后裔!

张献忠据蜀晚期，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一面下令大杀军民，一面下令毁掉成都。蜀王府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高达丈余，系后蜀时所立。张献忠令人用棉纱等易燃物紧裹数十层，浸上菜油，三天后等油浸透时再引火，烈焰冲天，石柱燃烧一昼夜后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