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生死朗读经典台词

电影《生死朗读》讲述一名20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少年米夏和一名中年女子汉娜展开的一段忘年恋。下面是电影经典台词，一起来回顾下吧。

1. 当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合二为一。当我们沉浸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我们消失时，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这之后，我是我，你是你。

2. 可是，她目不斜视，眼光穿透尘世一切，扬长而去。那是一种睥睨万物.深受伤害.彻底绝望而无限疲惫的眼神，一种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再想看的眼神。

3. 其实，恢复自信同成功与否没有关系。我所设定的每一个奋斗目标，我所渴望的每一次外界好评，使得我真正做到了的相比之下显得一文不值。而且，到底我是觉得自己一无可取，还是感觉足以自豪，只取决于我当时的心境如何，与其他一切简直没有关系。

4. 我并不是说思考问题和做出决定对于行为没有影响。但是行为所实施的，却并不简单地就是实现所想到的和决定的。行为有自己的来历，它是我的行为，它有自身的独特方式，就像我的思想乃我的思想，我的决定也只能是我的决定一样。

5. Im not not frightened of more i suffer The more i er will only increase my love.

6. 我很清楚，否认乃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背叛。虽然，一个人到底是扯了谎话，还是仅仅出言谨慎.深思熟虑，为了避免落入尴尬，或免得成为笑柄，这从外表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有些人采取了不予承认的态度，就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了。但是，如果说谎的话，终究会把那层关系中的根基抽走，就像那些花里胡哨的背叛一样。

7. 是不是人人都如此?我年轻时总感到自己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又自信丧尽。我想像自己完全无能，毫无魅力，没有价值。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天生我才，并且可以计日功成。在我充满自信时，我连最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但哪怕一次最微不足道的失误，也叫我确信自己仍旧一无是处。

8. “您说的有道理，不存在战争和憎恨的理由，刽子手恨不恨他要处死的人，都要处死他。因为他这样做是按照命令行事?您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的吗?您认为我现在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吗?我们在谈论集中营和警卫队得到的命令和他们必须要服从命令吗?”他鄙夷的笑了起来，“不，我不是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刽子手没有遵循任何命令。他在完成他的工作。他处死的不是他憎恨的人，他不是在向他们报仇雪恨。杀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或者对他进行了威胁和进攻。他们对他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以至于他杀不杀他们都一样。”

9.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make life complete, that is love.唯一能使人生完整的，是爱。

10. How long would you keep a secret.

11. 我有一种感觉，她将说她与我像过去一样只能保持一种实际距离。我怕她说，那微不足道的.隐匿的问候和录音带太做作和太伤害人了，她必须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我们怎么还能再次面对面地接触而对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恶心呢?

12. 回忆被留在了身后，就像一列火车继续向前行驶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后一样。它依然存在，在什么地方潜伏着，我可以随时驶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这样做不可。

13. 只有一件事可以让灵魂完整，那就是爱。——《朗读者》点评：表白对象必须是文艺青年，切记。

14. 我也记得，一个小小的挚爱的手势，不管这个手势是针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都会让我激动的喉咙咬住。有时候，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足以让我如此激动。我即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这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15. 我没被吓倒，我不怕任何事，承受的越多，我就越爱她，危险只会增加我的爱，它会让爱变得尖锐，变得趣味怏然，我会是你需要的唯一天使，你丢下生命时会比你拥有生命时更美，天堂会把你带走，看着你，对你说，只有一件事可以让灵魂完整，那就是爱。

16. 另外，我甚至还怀疑，我的快乐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越是想它，就越想出一些尴尬场景和痛苦境况。再说，我虽然已经朝汉娜的记忆道声再见，但是，我却并没有将它克服。曾经汉娜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作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

17. 做一件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现实她所能做的的事情，而是像世人掩饰她所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其起步意味着节节败退，而其胜利隐藏着失败的生活。

18. 你对一个环境或一种情况非常熟悉，以至于凡是你感受到并接受了的.令你惊讶的东西，都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产生于内心。

　　拓展阅读

　　剧情简介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处在盟军和苏军的管制中，万事萧条，百废待兴。生活在柏林的15岁少年米夏·伯格患上了猩红热，但他仍然时不时的坐车到很远的图书馆中找寻自己爱看的书籍，对于这位身处战后管制区的少年而言，这是他仅有的娱乐。米夏有一次在路上猩红热病发，汉娜将他送回家，两人开始渐渐交谈起来。病好的米夏前往汉娜住的地方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在汉娜的屋内，米夏第一次感受到了非比寻常的快乐。

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情欲变成了爱情，他和汉娜私下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两人在汉娜的公寓中度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汉娜常常叫米夏带来不同的书籍，然后慢慢地读给她听。相处中米夏和汉娜的矛盾渐渐爆发，米夏试图对抗年龄的悬殊带来的服从感，并想摆脱自身的稚气和懦弱。终于有一天，当米夏前往汉娜的公寓，发现已经人去楼空，这段无果之恋也走到了尽头。

毕业之前，米夏作为实习生前往旁听一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在审判席上，米夏做梦也没有想到，坐在战犯座位上的，竟然是汉娜!审判开始了，原来汉娜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的看守。或许是出于自责、或是对法律的无知、汉娜对指控供认不讳，并因为不愿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不认字的事实，认下本不属于自己的重责。米夏此时有能力帮助汉娜澄清事实，出于对汉娜罪行的`谴责以及不愿暴露自己与汉娜的关系，他选择了沉默，就连给汉娜鼓励的勇气也没有。最终汉娜被判终身监禁。

米夏在很多年后开始给狱中的汉娜寄自己朗读的磁带，这让汉娜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和勇气，并且汉娜通过磁带和书的逐字对比学会了阅读和书写!并且开始给米夏写信。米夏从来没有回过。也许他想逃避那份自责的心情;也许他没有勇气面对汉娜。这让汉娜感到无比的孤单。汉娜出狱的时间到了，米夏来到狱中看见已经白发苍苍的汉娜，虽然承诺给汉娜提供出狱后物质上的援助，却拒绝了心灵沟通。汉娜绝望自杀。

帮助汉娜处理遗愿并不能使米夏逃出自责，他最后选择倾诉来宣泄内心的痛楚。

　　角色介绍

汉娜·施密芝

演员 凯特·温丝莱特

汉娜·施密芝是一个文盲，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想极力维护自尊，为了掩盖文盲的事实，不惜撒谎和伤害爱他的人，一个矛盾的个体，结局是在监狱里自杀了。

艾希曼

演员 大卫·克劳斯

艾希曼是一个尽忠职守、严谨勤奋的官员，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极具工作效率。作为有文化的“专家”却放弃个人思考判断和尊严，与汉娜的追求正好相反。

中年艾希曼

演员 拉尔夫·费因斯

中年的艾希曼，更加沉稳、成熟。

　　影评：行刑者的伦理困境

作者：郭明

“假如你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守，当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作者题记

多年来，我曾不止一次在“讨论课”上提过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守，当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一番沉默之后，除了莫衷一是的若干弃权者，总会出现绝然对立的两派阵营：多数派选择“执行”，少数派选择“不执行”。多数派的主要理由是执行命令是看守的职责。如果不执行，可以选择离职。但只要是在职，就应当执行命令。何况，在纳粹统治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根本没有选择不执行的自由。少数派的主要理由是“屠杀犹太人”是一个明显有悖基本人道和正义的命令，如果执行或参与执行这样的命令，会使自己良心不安，留下终生耻辱。辩论的结果则是两派的立场和观点互不相让，无法折衷求和。为了揭示差别，我把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为“工具伦理派”和“价值伦理派”。我认为，行刑职业中的“工具伦理”和“价值伦理”冲突，构成了行刑者职业实践的伦理抉择困境。这个困境乃是一个沉重的职业“十字架”：无论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都可能面对法律、道德或历史的争讼及其审判。

让我列举以下两则典型材料，试作解析：

其一是影片《生死朗读》(又名“朗读者”)。这部片子说的是在二战后的德国，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博格的16岁少年与一位比自己大20岁的公车女售票员汉娜·斯密茨所经历的一段忘年之恋。在少年迈克尔的心里，汉娜是一个在他病痛无助之时给予了无私帮助的侠义女人，是一个唯一向他开放了痛苦隐私——渴望识字读书而不能的隐忍女人，是一个给他身体启蒙与肉欲快乐的性感女人，是一个唤起了他刻骨铭心生命体验而使之抛却忘年之隔的亲情女人。尽管，他对这个女人的过去一无所知，并且，这个女人在某一天不辞而别，但他仍无法将她忘怀。显然，这部片子有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本身就值得品味。但是，我在这里要议论的不是其爱情故事的审美意义，而是其中蕴含的行刑伦理问题：在迈克尔生活中一度消失的汉娜并没有彻底消失，多年之后她重新出现在了迈克尔面前，但不是在车站、码头或大街上，而是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

汉娜怎么会在被告席上?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原来，她出生于德国社会的下层家庭，错过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由于大字不识一个，害怕伤及面子，这成了她难言的人生隐痛。二战爆发后，丢了饭碗的汉娜应招成了“纳粹集中营”的一名看守，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了“克拉科夫集中营”。在当看守期间，汉娜不算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比如，为了让一些身体病弱的女囚走向死亡的道路不那么艰难，她让她们吃得稍微好一些，住得稍微舒适一些，劳动稍微减少一些。她所在的集中营，每月需要向“奥斯维辛集中营”选送六十名囚犯。她的一项艰难职责是从被管辖的犯人中挑出合适的人选。她知道将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就是将她们送上死亡之路。“但是，谁应该被送去呢?”当法官询问她是否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时，她的回答是“知道，难道可以不送吗?何况，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在战争后期转移囚犯的过程中，汉娜和她的同事带领数百名囚犯西行，夜间在一家教堂过夜。半夜，教堂遭遇轰炸，发生了大火。只有打开大门，囚犯们才能活下来。但是大门一开，囚犯势必乘机出逃。本来也是被送去“解决”，只是迟早问题。因此，汉娜和看守同伴们选择了听任数百名囚犯被活活烧死的结局。在汉娜看来，不让犹太人逃走，这是她的职责所在。面对指控，她曾两度诘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对于汉娜的诘问，负责审判的法官们似乎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确，这是一个知识论上无解的伦理难题，除了逃避或自杀，行刑者无法做出两全其美的在场抉择。

据统计，在德国各大集中营工作的女看守，一共有三千多人。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曾经遇上各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伦理难题。在那样尖锐的生存处境之中，为了执行职责或保全自己，绝大多数人习惯了依照“工具伦理”行事。她们根本想不到“二战”结束之后，当人们开始清算历史时，会无视其行刑行为发生的“工具伦理”处境，而从一般的“价值伦理”诉求，判断其行刑行为的“正当性”，并认为她们应该为此承担历史罪责。

由此，我想起另一则著名案例：一位叫做汉娜·阿伦特的犹太裔女性哲学家，写过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讲述了作者以《纽约客》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在1961年2月旁听犹太人大屠杀计划的主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接受审判的经历与思考。据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小时候因肤色常被笑为犹太人。成年后加入纳粹党，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的表现“出色”而受到党卫军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曾经作为“犹太问题专家”前往海法与开罗，参与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难题。1942年他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在他的组织与指导下，仅“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就创造了令人生畏的记录：每天杀害一万两千人。到“二战”结束，约有六百万犹太人因“最终方案”而丧生。“二战”后的艾希曼曾被美国人俘虏，但侥幸逃脱，之后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经过漫长的追踪调查，终于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秘密押回以色列。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面对众多证人对其犯罪的愤怒控诉，他总是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作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死刑，并于次年6月1日被执行绞刑

“艾希曼受审”事件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究竟怎样看待艾希曼令人发指的罪行?艾希曼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吗?事实上，艾希曼在法庭上向法官提出了与汉娜.斯密茨同样的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是一个拷打灵魂的问题。的确，在庞大的纳粹体制中，艾希曼也只是一个执行“命令”而使“体制”得以正常运行的人。他唯命是从的“工具伦理”逻辑完全符合“纳粹党国的意志和利益”这一终极“价值伦理”要求。由于终极“价值伦理”早已预设在先，根本不必要或不允许“领袖”以外的体制中人自己独立思考选择。因此，从其人性的个人角度，似乎挖掘不到罪恶的终极根源。在详细研究了艾希曼犯罪及其审判的全部资料之后，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心中的主要疑问是：为什么一个像“纳粹”这样的极权专制政体，却恰恰是依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而又肤浅的人物来支撑?因为她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他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艾希曼不过是“纳粹体制”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他的严格、狂热和忠诚是“纳粹体制”的机器属性表现。故此辈的罪恶，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是一种放弃了价值伦理意识的“平庸人格之恶”。这种具有“平庸之恶”的职业人格在“价值伦理”被钦定和垄断的一切专制体制中比比皆是。他们在职业实践中因为习惯了“靠体制、吃体制、听体制”，几乎已经意识不到作为人还有“伦理冲突的抉择问题”。正是他们的“平庸之恶”维持或助长了专制体制的作恶效率。当然，同是“平庸之恶”也有区别。比如，汉娜·斯密茨的“平庸之恶”是消极的，她是因为“不得不执行所以执行”;而阿道夫·艾希曼的“平庸之恶”是积极的，他是因为“应该执行所以执行”。不过，由于两者都缺乏主体性的“价值伦理”责任意识。因此，当他们有一天不幸站在法庭上，只会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是“被执行”的，是历史案板上的牺牲品。

“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专制的行刑体制，也会出现在民主的行刑体制之中。它会在行刑者的日常职业实践中以各种不同的“面孔”出现。因此，有必要作为行刑者的一个职业伦理问题提出来。尊敬的阁下，面对这个职业伦理“十字架”，你当如何认识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