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年龄14岁 昆明感染性病人群“低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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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专家:
罗伟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范化性病诊疗门诊科主任
金兰芬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范化性病诊疗门诊科副主任
“实际上不仅是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性传播疾病的发病趋势总体来说都呈上升趋势”,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范化性病诊疗门诊科主任罗伟告诉记者。昆明也不例外,在这场性传播疾病死灰复燃的倒戈或者说潮流中,监测到的性传播疾病数据多年被改写,在现有梅毒感染确诊者中,最小的是一名14岁的女中学生,据这名女中学生说,她有3个有性关系的男朋友。
个案背后一个无需争议的事实是:除了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人群、吸毒高危人群外,社会文化开始接纳性服务、性观念的改变以及婚前性行为,这些因素也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现状
发病率确在上升卫生部出台国家防控规划
对于专家提出的对先天性梅毒报告发病率存有异议观点,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范化性病诊疗门诊科主任罗伟表示总体认同。他介绍,从1991年国家出台了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之后,性传播疾病被正式纳入了监测范围,由于加强了监测网络,扩大了监测范围,性病也包括梅毒的报告发病率上升,也不排除有些误诊的病例也被当做梅毒病例上报,造成了数据的不准确。但从国家监测数据来看,梅毒及其它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一点从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就可以看出。
据国家卫生部数据显示,1999年报告病例80406例,年发病率 为6.50/10万,到了2009年,报告病例已达327433例,年发病率为24.66/10万,发病率年均增长14.3%。2009年的报告还指出,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人群、吸毒人群属于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为此,卫生部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2010-2020年)》。《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梅毒和艾滋病防治有效结合,通过5年努力,有效遏制梅毒疫情快速上升;通过10年努力,降低一期和二期梅毒发病率,并实现基本消除先天梅毒目标。
罗伟主任指出,实际上不仅是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性传播疾病的发病趋势总体来说都是呈上升趋势,包括昆明也不例外,从监测数据看性传播疾病在总体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相对保持平稳,但梅毒和沙眼衣原体感染的上升较为明显,尤其是胎传(先天性)梅毒。
背景
中国专家在外媒上演“梅毒患者速增”之争
今年5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报告作出中国梅毒患者快速增加的结论。而9月9日,同一杂志又刊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对此观点的反驳。
第一篇文章称,2008年,中国有9480例新生儿患有先天性梅毒,是五年前的12倍。这相当于,中国平均每1小时,就降生一个“梅毒宝宝”。该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和两名英美专家共同撰写,而在第后一篇文章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吴尊友和上海市皮肤病性病医院副教授周平玉则对第一种说法进行了反驳:中国先天性梅毒病例并未增多,数字上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疾病报告体系发生变化,以及大量误诊所致。
担忧
半个多世纪前梅毒泛滥现象或将重演
梅毒,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起源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和船员将它带回欧洲,梅毒在欧洲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
1505年,梅毒由印度传入广东,新中国成立前,许多中国城市的梅毒患病率高达5% ~ 10%,在北京、上海等地,85%的妓女患有梅毒。
解放初期,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止卖淫运动,妓院被关闭,涉及人员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性病治疗。1964年,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兼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的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外媒惊呼,这是“东方的奇迹”。
从此梅毒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中国撤销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机构,医院不再开设性病专科,医学院校取消性病课程。对中国人来说,性病似乎已与己无关。流行病学家、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声回忆说,那时“连皮肤科、泌尿科和妇产科医生都不懂性病的临床治疗”。
然而梅毒并未绝迹,1979年12月,重庆报告梅毒病例。实际上,此前部分地区已有不公开的零星病例报告。1973年,乌鲁木齐确诊2例传染性梅毒,次年又发现1例早发性先天梅毒。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流动,梅毒发病率逐渐增加,尤其是从1993年开始,梅毒病例报告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在1993年到1999年间,年均增长85%。
与500多年前相比,如今的这种苍白螺旋体变得更为“低调”。中国去年报告的梅毒病例中,1/3以上属于隐性梅毒。隐性梅毒通常不会表现出“长恶疮、发臭味”等典型症状,很容易被人忽视,也就更容易传播。
在5月16日开幕的第五届全国性传播疾病防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宝玺指出,如果不加控制,半个多世纪前梅毒泛滥成灾的现象也许又会重演。
探因
性观念开放化为梅毒传播提供土壤
对于性传播疾病的高发势头,罗伟主任认为,性传播疾病的高发,与社会因素(如性开放、多性伴、一夜情、网络情人等)、个人因素(如道德观念、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对性病的危害及防治知识缺乏)以及防治网络不健全密切相关。
据介绍,在对高危人群的调查中发现许多人自认为对安全套的防病作用以及如何使用安全套了然于胸、性病艾滋病的知晓率也在90%以上,但实际上安全套使用率较低,有的甚至不足40%。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固定性伴被感染性病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固定性伴可以不必使用安全套尤其是男女朋友以及同居情况下。其实只要其中一方有高危性行为,其性伴就处于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高风险中。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设防”,因此被感染上性病或艾滋病。
趋势
昆明发病人群年龄两极趋势明显
在采访中,金兰芬副主任告诉记者,昆明的发病人群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低龄化”和“高龄化”。据介绍,几天前,一名14岁的女中学生到市疾控中心复检后,被确诊感染了梅毒,据这名女中学生说,她有3个男朋友,并和他们都发生过性关系,不知道是谁把病传给了她;一名年近古稀的老年男性在做心脏搭桥手术前期检查时,被查出患有梅毒。据了解,昆明市感染性病包括艾滋病的人群近年来有低龄化和高龄化的趋势。
从性病疫情情况来看,防治梅毒、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娱乐场所的“小姐”、“少爷”、吸毒人群以及男男性行为者身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其防病意识和疾病的知晓率往往较高,因此我们也需要加大对普通人群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群体的宣传教育工作。据罗伟主任介绍,近年来,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娱乐、桑拿场所对服务人员以及目标人群(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较集中的活动场所进行防治性病、防治艾滋的宣传。并且和社区的很多干预小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指导,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些“妹妹”就明确表示,客人如果不戴安全套,给多少钱也不行。
虽然如此,但性病防治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目前性病防治经费不足,性病诊疗市场的混乱,性病诊疗的不规范,性病防治工作从政策和法规层面的保障力度不够,这些都是影响性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因素,须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
提醒
有性病人群感染艾滋风险高出百倍
罗伟主任还提到,如果感染了性病,将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为患了性病之后,局部皮肤黏膜的完整性破坏如炎症和溃疡,相当于为艾滋病毒打开了一道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可高出2-4倍甚至上百倍,因此从国际上看70%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是通过性传播而受到的感染;同时如果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性病后,其溃疡和分泌物中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会导致传播艾滋病的机会增大。因此防艾必须先从防止性传播疾病入手,从源头上减少感染和传播的机会,这是有效遏制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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